中国伊斯兰教
时间:2014-08-25 | 来源:《中国穆斯林》 | 作者:

  在中国历史上,伊斯兰教曾被称作“大食法”、“天方教”、“清净教”、“清真教”、“回教”等。至今,港、澳、台及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仍然将其称为“回教”。1956年6月2日,国务院为尊重各族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专门发布了《关于伊斯兰教名称的通知》,从此,中国大陆普遍接受和使用“伊斯兰教”这一名称。

  中国的穆斯林民族

  在中国,有10个少数民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此外,在蒙古族、藏族、傣族、白族等民族中也有一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但其数量极少。截至目前,我国穆斯林的总人口约2,1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64%,中国各族穆斯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各族穆斯林将伊斯兰教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构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体系。同样,中国伊斯兰教是世界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

  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之间有着古老而悠久的传统友谊。早在公元前2世纪,我国汉代张骞通使西域,就打开了中西交通的商道。在中西友好交往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西北地区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东南沿海地区的“香料之路”,丝路花雨霏霏,香路芬芳漫漫,不断交流着中国与阿拉伯的古老文明,而伊斯兰教入华就是这种友好交流的结晶。

  内地与新疆的伊斯兰教

  中国伊斯兰教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内地伊斯兰教系统和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系统。

  内地伊斯兰教的最早传入时间,大致在中国唐朝的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这是以永徽二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华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伴随着元朝的建立,来自阿拉伯、中亚、波斯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遍及全中国,伊斯兰教遂在华获得大规模传播与发展。元末至明中叶以前,由于伊斯兰教的不断发展,在中国内地逐渐形成一个以其为纽带的新民族——回回民族。甘肃、青海等地的东乡、撒拉、保安等族的先民,基本上也是元代从中亚地区迁徒而来的穆斯林,或是元代归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与回族先民的情况近似。

  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传入时间,是在公元10世纪末及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时期。它首先由喀喇汗王朝入喀什噶尔,继而入叶尔羌、和阗。从公元12世纪到公元13世纪初,伊斯兰教逐渐从喀什、和阗地区向阿克苏、库车等地发展,从吉木萨尔到喀什噶尔的大片土地,已成为伊斯兰教区域。公元13、14世纪,乌鲁木齐、吐鲁番、喀喇火州及附近的一些地方,穆斯林已同景教徒杂居。公元15世纪初,火州王子归信伊斯兰教。公元15世纪30年代,统治哈密的蒙古族王改信伊斯兰教。公元15世纪后期,吐鲁番王室归信伊斯兰教。公元16世纪初,哈密统治者归信伊斯兰教。据史书记载,明代,新疆天山南北各城皆有伊斯兰教流传。清初,南疆已尽为穆斯林的天下,时名之为“回部”;北疆虽也有不少穆斯林,但主要为准噶尔部所统治,时称“准部”。公元18世纪,乾隆平定准部,设郡县,屯戌兵,移回部于北路,于是伊斯兰教的势力在新疆北部得到发展和巩固。从公元10世纪末到公元18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大约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时间,终于被维吾尔等民族的广大群众所接受。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特点

  第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海路,一条是陆路。唐、宋时期的早期传入,以海路为主;元代的大规模传入及新疆地区的传入,则基本上通过陆路。

  第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和平方式为主。这种和平方式主要表现在:1.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的,主要是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商人和元代东来的穆斯林移民。数以万计的穆斯林在中国的永久定居和世代繁衍,促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繁盛。2.伊斯兰教的强大同化力,使大量蒙古人、唐兀人、汉人及新疆回纥(维吾尔)等族人的后裔改变宗教信仰,促成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伊斯兰教是逐渐传入中国的。新疆地区从10世纪至18世纪,内地从7世纪至14世纪,都经历了大约七八百年的漫长岁月,其传播速度相当缓慢。只是在蒙古贵族西征和东来建立元王朝以后,伊斯兰教在中国才有了一个较大规模的传入和普遍、迅速的发展。这缓慢的传播速度,与那些由于军事上被征服而纷纷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是明显不同的。

  中国的清真寺

  清真寺不仅是中国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是他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事实上,每个清真寺都将周围的穆斯林自然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地区性的宗教和民政组织单位,这就是所谓的教坊。在中国,有一座清真寺,就有一个教坊。清真寺在历史上的职能是多方面的。

  中国清真寺建筑可分为两大体系:一类是以木结构为主的中国传统建筑,充分体现了中国特有的传统建筑风格和型制,如陕西西安化觉寺、北京东四清真寺和牛街礼拜寺、杭州凤凰寺、扬州仙鹤寺、上海松江寺、济南清真南大寺等;另一类为仿阿拉伯建筑,主要表现为阿拉伯和中亚的建筑形式和风格。这后一类清真寺又可以分为三种:1.中国早期清真古寺,如广州怀圣寺光塔、泉州清净寺等;2.当代新建清真寺,如宁夏银川南关清真大寺等;3.新疆地区维吾尔等民族清真寺,如喀什艾提卡尔清真寺、吐鲁番清真寺及苏公塔等。此外,在西北和新疆地区,还有一些道堂和陵墓(麻札)建筑,其中也有清真寺。无论哪一类建筑的清真寺,都是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之间长期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目前,中国共有清真寺35000余座,遍布全国各地。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清真寺的建筑从形式到装饰材料、卫生设施都达到了较高水平,为各族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中国的伊斯兰教教派

  中国穆斯林绝大多数属伊斯兰教的正统派——逊尼派,承认四大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都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佑之)的合法继承人,尊称他们是“四大配贤”。在教律教法方面,他们都遵行大伊玛目艾布·哈尼法的“买孜亥布”(教法),同时对正统派的另外三位伊玛目,即马立克、沙斐仪、伊本·罕百勒,也给予相当的尊重。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即在中国逊尼派的内部,又存在两类不同的教派:一类是重视教乘宗教功修,不搞道乘宗教功修的教派,包括格底木、伊合瓦尼、西道堂以及新疆维吾尔等民族的逊尼派、圣训派(亦称传统派)等;另一类是注重道乘修持的苏菲主义修道派,如西北地区回、东乡、撒拉、保安族的哲赫林耶、嘎迪林耶、虎非耶、库布林耶等四大门宦教派,新疆地区的哲赫林耶、嘎迪林耶、虎非耶、切司提耶、库布林耶、苏合瓦日迪耶、买吾里威耶、乃合西板底耶(伊玛目兰巴尼派)、伊斯拉米耶等门宦、伊禅教派。在这些大的教派下面,往往又有一些较大的支派,支派下又陆续分化出许多小的分支派别。

  中国穆斯林也有什叶派,但其数目极少,而且都在新疆地区:喀什地区的塔吉克族及莎车县一小部分维吾尔族有什叶派穆斯林。其中,塔吉克族穆斯林属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莎车维吾尔族什叶派穆斯林属十二伊玛目派。

  中国伊斯兰教派的主要特点:1.中国伊斯兰教的各种教派,追根溯源,绝大多数都是阿拉伯和中亚地区各种教派影响的结果。它们或是由外国传教士传入,或是由中国穆斯林从国外引进,而不是中国穆斯林独创的。唯一由中国人独创的教派是西道堂,有所谓“汉学派”之称,但他们也强调遵循大伊玛目哈乃斐学派的教法。2.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分化历史不长,迄今不过300多年的时间:新疆地区的教派分化始于16世纪中叶,内地回回等民族的教派分化大约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3.中国伊斯兰教派的理论分歧不大。无论是格底木、伊合瓦尼、西道堂,还是伊禅教派或门宦教派,都是逊尼派,都承认四大哈里发为正统,而且大都遵守大伊玛目艾布·哈尼法的教法。这就是说,在基本的教法学理论上,大家是大体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既不是根本信仰的互异,也不是政治主张的不同,而主要是在宗教修持或具体宗教仪式上存在一些差别。4.在中国逊尼派中,遗留着一些什叶派的某些影响。5.中国伊斯兰教各教派,不同程度地都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世俗生活中表现出了一种灵活的态度。但无论是哪个教派,他们在教义和教法上都仍然固守着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和传统,用以表明“清真古教”的正统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民族不同教派的穆斯林都能做到各行各得,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加强团结,共建祖国。旧中国那种闹无原则教派纠纷、甚至相互厮杀的现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穆斯林的杰出人物

  中国各族穆斯林历来就有爱国、爱教、爱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他们与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同呼吸,共命运,共同保卫祖国,建设家园,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历史上,我国各族穆斯林中都涌现出过许许多多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理财家、航海家,如赛典赤·瞻思丁、瞻思、牙老瓦赤、札八儿火者、海瑞、郑和、杜文秀、马福禄、左宝贵、马本斋、郭隆真、马骏、黎·穆台里甫、包尔汉、赛福鼎等等。在天文历算学、回回炮与西域火炮、医药学、建筑学、造船与航海术等中国科技史方面,在文学、史学、语言学、哲学、宗教学、中国回回经学等社会科学史方面,在书画艺术、工艺美术、戏曲、音乐、烹饪、武术等文化艺术史方面,在中国伊斯兰教教育和中华民族教育史方面,中国各族穆斯林更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的代表人物,以其光辉的业绩和出色的成果,赢得全国人民的景仰,素为整个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和自豪。此外,广大穆斯林群众,则以创造性的劳动和无穷的智慧,使祖国的文化更加光辉灿烂、丰富多彩。

  中国穆斯林与《古兰经》

  中国各族穆斯林的抄经历史,起码始于元代。迄今发现的一部元代《古兰经》抄本,现存北京东四清真寺,抄经时间是伊斯兰教历718年6月,即元延佑五年(1318),至今已经整整687年了;抄经人是穆罕默德·伊本·艾哈麦德·伊本·阿卜杜拉赫曼。据说,近年在青海省又发现了一部《古兰经》抄本,时间比东四寺抄本还要早。中国穆斯林抄经十分讲究,抄本质量很高,既美观又庄重,非常珍贵。清代宫廷中曾存有一部30册《古兰经》抄本,一色的黄绫皮面,宝蓝纸版,经文全用沥粉堆金的方法写成,据说每一册要用一两千元的黄金。当代著名大阿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希拉伦丁·陈广元,近年来用中国毛笔手写全部《古兰经》文,并请回族穆斯林雕刻艺术家王凤桐将其镌刻在528块石板上,现已告竣。人们可在修葺一新的东四清真寺内欣赏到这独一无二的伊斯兰教石刻珍品。

  《古兰经》在华的翻译活动迄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摘译(抽译)阶段、选择阶段、通译阶段。

  摘译阶段始于明末清初。当时一些回族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出于宣传伊斯兰教的需要,陆续写出一批汉文译著,其中摘译了一些《古兰经》文,以“经云”的形式出现在文内,作为自己的基本论点或主要论据。这种以儒家术语和概念“纂辑真经,抽译切要”的工作,拉开了汉译《古兰经》的序幕。

  选译阶段大体可划在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选译一般分为音译本、注释本两类。音译本是将节选的经文进行音译,用汉文拼写阿拉伯语经文,形成汉文与阿拉伯文的对音形式。注释本主要供初学者理解和记诵经文时用;在译文和注释中夹杂使用大量经堂语,甚至直接使用汉语对音文字,是这类选译本的特点。著名的选译本有:杨仲明阿訇的《亥贴译音》、《亥贴注解》,马联元阿訇的《孩听译解》,杨品三编译、陈广元校订的《古兰经分类选译》等。

  最早致力于《古兰经》汉文通译工作的,是清代云南回族著名经学大师马德新(复初)。他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汉译《宝命真经直解》20卷,可惜大业未成即惨遭杀害;后来他所译的大部分经文毁于火灾,仅存5卷。1927年12月,上海中国回教学会曾印行过此5卷本,其藏本至今尚存。最先完成《古兰经》汉文通译工作的是位汉族学者李铁铮。他根据坂田健一的日文译本,并参照路德维尔的英文译本,在1927年译成一部《可兰经》并于北京出版。此后又有姬觉弥组织李虞宸、薛子明、樊抗甫等几位阿訇,参照英文克孜文、哈萨克文的《古兰经》译本。其中,维吾尔文译本也分为选译本和通译本两种,著名的维吾尔文译本有:玉素甫大毛拉译注的选译本《古兰经译注》;谢木西丁大毛拉译注的《古兰经注释》;大毛拉木汗买提·泽尔甫哈吉1955年译注的《古兰经译注》;伊犁沙比提大毛拉翻译的《至理名言》;1986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买买提·赛来译注的《古兰经》维文版。这些译本,特别是买买提赛来译本,维吾尔文与阿拉伯文对照,用维吾尔文加以注释,译文流畅、忠实、典雅,释文简明、扼要、准确,不仅受到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欢迎与信赖,而且蜚声于阿拉伯世界,为中国穆斯林争得了荣誉。

  中国的伊斯兰教教育

  中国伊斯兰经学教育由来久矣。它伴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入、传播、发展而出现。最初它以父子授受、口耳相传的形式,完成着伊斯兰教在中国薪火传续的使命。公元10世纪上半叶,我国天山南部喀喇汗朝维吾尔穆斯林社区,即已出现了颇具规模的经学院——萨吉耶麦德里斯。作为喀喇汗朝的宗教文化中心和最高学府,萨吉耶经学院为汗国各地区培养了大批各类人材,享誉中亚。此后,喀喇汗朝、叶尔羌(今莎车)汗国期间陆续创办了一批经学院,如喀什的哈米德耶经学院、马合木德耶经学院、麦苏德耶经学院、罕力克经学院、阿克经学院、米尔咱·海答尔经学院,叶尔羌的赛义德经学院、额什丁经学院、加航经学院等等。这批经学院的创建,保证了10世纪以后直至近代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与普及。

  公元16世纪中叶,回族地区经学教育也开始从父子授受、口耳相传向组织化、体系化转变。陕西咸阳胡登洲“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已任”,将伊斯兰教传统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回族地区经堂教育体系。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或回文大学,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宗教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在清真寺内进行,由阿訇招收学员若干名,传习伊斯兰教的各种经典和功课,用以培养适应中国穆斯林社会生活需要的宗教人才。经堂教育在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在中国回族史上,都曾占有一定的地位。它源于阿拉伯的早期伊斯兰教育,又带有中国的风格和特色,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广大地区的传播、巩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王宽、张子文、达浦生、马松亭等大阿訇为代表的一批教内先达,为改变穆民积贫积弱积愚的落后面貌,使伊斯兰教跟上时代,锐意兴学,倡办新式伊斯兰教教育,创办了西北公学、成达师范学校、新月女子中学、云南明德中学、杭州穆兴中学、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宁夏省立云亭师范学校等一批新式学校,发起了近代中国穆斯林“第一次自学发动的文化运动”。这一创举为以后在中国普及回民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起了先锋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先后创建的中国伊斯兰经学院及新疆、宁夏、沈阳、兰州、青海、郑州、昆明、北京、河北等10所伊斯兰经学院,使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教育从旧式经堂教育发展成为新式经院教育,为培养新一代德才兼备的伊斯兰教事业的接班人做出了新贡献。

  中国的伊斯兰教团体组织

  中国伊斯兰教团体组织始于近现代。早期成立的伊斯兰教组织大多从事民族教育,兴办慈善事业,出版报刊杂志等。其中较著名的有: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抗战胜利后,该会迁往台湾,更名为中国回教协会;哈德成大阿訇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回教学会”,白寿彝教授等在桂林创办的“中国回教文化学会”等。这些组织为推动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团结各族穆斯林,都做出过积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组织均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先后停止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1953年5月11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的全国性的伊斯兰教组织。此后,随着伊斯兰教务工作和各族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30个省和数以百计的巿、县伊斯兰教协会。这些协会为人民政府与各族穆斯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极大地促进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宗旨主要是:协助政府宣传贯彻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代表全国各民族穆斯林的合法权益,发扬桥梁作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扬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和优良传统;独立自主自办教务,举办各项伊斯兰事业;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动各民族穆斯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努力;维护宗教和睦,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并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

  2001年4月23日,在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关心与指导下,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专设组织,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委员若干人;执行秘书一人,下设秘书组协助委员会开展日常工作。这是新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的一件大事,对中国伊斯兰教事业的顺利、健康发展,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保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和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产生积极重大的影响。

  中国伊斯兰教的教务活动

  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力量进行“解经”工作和编写《新编卧尔兹演讲集》,为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和促进中国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努力挖掘和弘扬伊斯兰教教义、道德和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对伊斯兰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从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对在新疆地区流传的歪理邪说进行批驳,旗帜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积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收到了明显的积极效果。这就是新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的“解经”工作。《新编卧尔兹演讲集》第一辑,共有文章12篇,内容包括: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做一个虔诚敬畏的穆斯林;什么是“吉哈德”,如何正确认识“吉哈德”;穆斯林应与非穆斯林和睦相处;信仰自由,宽以待人;伊斯兰教的拜功;伊斯兰教的朝觐功课;尊重妇女,保护妇女;孝敬父母是穆斯林的天职;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吸毒贩毒,祸国殃民;拒毒反毒,穆民职责;劝善戒恶,伸张正义等。2001年8月14日,在乌鲁木齐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并向全国各地发行。这一举措在新疆乃至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效地抵制了分裂主义分子和极端势力利用宗教散布的各种歪理邪说,起到了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祖国统一的积极效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此后,又于2003年9月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了“解经”与讲“新卧尔兹”经验交流会,在会上还举行了《新编卧尔兹演讲集》(第二辑)赠书仪式,通过新疆伊协向新疆穆斯林赠送维文版10万册、汉文版2万册,并发行于全国各地。2006年2月,《新编卧尔兹演讲集》(第三辑)已出版发行。

  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

  朝觐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每年的伊斯兰教历12月9日至12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圣地举行。按照伊斯兰教教义规定,凡身体健康且有经济能力的穆斯林男女,在旅途安全的情况下,都有为安拉朝觐天房的义务。因此,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到麦加朝觐。中国历史上就有穆斯林赴麦加朝觐的记录,但是限于种种原因,朝觐的哈吉数量极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从1955年开始组织中国各族穆斯林朝觐团赴麦加朝觐,除“文革”十年期间被迫停止外,至2006年共组织朝觐团38批,计54936人次。在历年中国穆斯林朝觐团中,成员包括我国10个穆斯林民族,其中有德高望重的知名阿訇、毛拉和伊斯兰教学者,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各界穆斯林群众。在朝觐过程中,他们严格遵守和履行各项宗教仪式,圆满地完成了朝觐功课;其中还有部分哈吉荣幸地参加了洗天房的盛典,并在完成朝觐功课以后,广泛接触各国穆斯林的各界人士,加深了中国穆斯林与全世界穆斯林的相互了解与传统友谊。

  如今,中国各族穆斯林正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建设事业,为促进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祖国统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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